出版圈里有个说法，千万不要做徐晓的作者，她拿编书当做梦！
新千年之交，我恰恰被徐晓揪住了一次脖子，从此像套上磨的驴，直到装帧华丽的《追梦女人》面市。
去年12月初，我的一个长篇刚刚封笔，这时接到徐晓的电话“……看电视了吗？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把全北京都闹腾起来了……干什么？写书呀，把片子改成故事，多好的选题……”一同看了两集片子，我不禁给徐晓泼冷水：文字改编很难还原纪录片的效果，跟电视的书也太滥。徐晓沉默着，皱着眉头想了半天，说道：“其实现在观众最关心的不再是片子的故事，而是张丽玲本人，这就是说我们除了改编这些故事外，还要写张丽玲，张丽玲本人的故事比片子里的任何一个人都有看头。这样，咱们先把片子改起来，我同时与张丽玲联系，看能不能采访到她。”
没几天，徐晓打来电话：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张丽玲下旬回国，你与我一同采访她，她可能会有几个夜晚属于我们。在这之前你要做一些准备工作，有一些文字材料先看一看，有些日语的我可以找人翻译，还可以先采访一下张丽玲的父母，我还要联系版权、联系电视台抓取片中的照片、还要与封面设计、发行人员联系……”听张丽玲的妹妹说张丽玲每天只睡三、四个小时的觉，我不相信，见面采访后才知道，有时恐怕连这都保证不了。她是大富的社长，公司的事情都得她作主，即使回国了，还要时常打电话回东京处理公务。当时，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在北京电视台已经播完，正准备重播，凤凰卫视又在播，其他许多省、市台也在联系购买版权，再加上出书这一档子事，白天无论如何是干不完的，只能向夜晚透支，向生命透支。
张丽玲拿出了3个晚上的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，前两次我参加了，几乎是两个通宵，我快要熬不住了，可是面前的两个女人却说个不停。同时，徐晓与新华社驻日本记者刘莉生接上头，让他在日本采访横山隆晴、远藤一弘、张焕琦等摄制组的其他重要成员，还有大富的一些职员。
出了几天差，回来马上就接到徐晓的电话：“我们出书的时间要提前，因为许多省市台会在春节后播出《我们的留学生活》，书要是再晚了就要影响市场了……”
我从除夕夜开始坐在电脑面前，叙写一个中国女人到日本追梦的故事。这中间，徐晓不断打电话来询问进度，恐怕我偷懒耽误了她的好梦。对付一个追梦的女人已经够难了，对付两个追梦的女人简直是要命。
大年初5，稿子出来大部分。徐晓命令我打印已经写好的部分让刘莉生带到日本，交给张丽玲先看，这样可以大大赢得时间。那天大家见面时，徐晓抱着几个大信封，其中不仅有张丽玲的资料，还有大江健三郎的，她同时还要让刘莉生替她张罗有关大江健三郎的事情，因为她马上要做大江健三郎的书，据说还要请大江健三郎来中国。徐晓原来是个梦连梦的女人。可怕。又过几天，我把稿子全部交了。接下来我听到徐晓通宵改稿和张丽玲在飞机上看稿的故事。一个下午突然又接到徐晓的电话：“我在印刷厂呢，最后一关。东瀛的‘瀛’字下边是‘女’还是‘贝’，我手边没有字典，给我查查……”几天后我拿到富丽别致的《追梦女人》，徐晓与张丽玲已飞往上海、重庆等地去做巡回演讲和签名售书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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